最近，秀辉对中日两国的地方政府行政架构进行研究。在对比了两国地方一级行政长官及其副职的配置情况后，秀辉不禁大吃一惊：对比起中国地方政府配置的副职，日本地方政府的副职可说少得可怜，甚至可说少得“寒酸”。为什么日本地方政府配置那么少的副职一样可以高效地运作呢？
 
  　  北京、上海：东京、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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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确保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副职对比的可比性，秀辉特意挑选出两国政治、经济方面比较接近的两个都市进行比较，中国一方我选择了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日本一方则选择了东京都和大阪府。北京和东京分别是中、日两国的首都；上海和大阪分别是中、日两国的重要城市，上海是中国长三角地区的龙头、中国第一大城市，大阪是日本阪神工业区的龙头、日本第二大经济中心。可以说，这两组城市是具有一定可比性的。顺带一提的是，为什么秀辉不直接用东京市来对比北京市、用大阪市来对比上海市呢？因为北京和上海在中国是一级行政单位，北京和上海也不是指纯粹的市区，它们还包括一些辖下的县级市。因此，只有用日本对应的一级行政单位东京都和大阪府来进行对比才有可比性（东京都和大阪府亦分别有一些辖下的市和町）。
 
    　中日地方政府副职配置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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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中国北京和上海的现状。由于管治体制的不同，中国地方设有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等五套班子，而真正掌握管治实权的是党委和政府。因此，从狭义上说，中国地方政府副职包括副市长（副省长）、市长（省长）助理等。从广义上说，地方党委除书记和兼任市长（省长）的副书记以外的常委都应该属于副职之列。况且，党委常委的实权和地位往往还在副市长（副省长）、市长（省长）助理之上。结合中国的国情，秀辉认为计算真正行使国内地方政权的副职时，还应该把除党委书记和兼任市长（省长）的副书记以外的党委常委纳入。
 
   　 如北京市有副市长9名，即狭义上的政府副职有9人，另有不含市委书记和兼任市长、副市长的市委常委10人，广义上的副职多达19人；上海市有副市长8名，即狭义上的政府副职有8人，另有不含市委书记和兼任市长、副市长的市委常委9人，广义上的副职多达17人。（以上数字均以2012年1月30日“首都之窗”和“中国上海”官网公布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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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看日本东京都和大阪府的现状。根据日本《地方自治法》规定，日本地方一级行政单位的长官称为“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和直辖市市长），另设1名副知事作为知事的辅助官。与民选的知事不同，副知事并非民选官员，而是属于公务员架构（官僚架构），属于特别职的公务员。按照《地方自治法》第161条第2款规定，一般来说，小的县（日本的县比市大，相当于中国的省）只设1名副知事，一般的县设2名副知事，就算是东京都、大阪府这种媲美北京、上海的重镇，其副职人数也少得可怜。东京都只设4名副知事，大阪府只设3名副知事。与北京、上海的政府副职相比（无论是广义上还是狭义上的），东京都和大阪府的副职均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其他只有1-2名副职的县了。
 
   　 “1：3”乃至“1：10”的地方政府副职配置差距！事实证明，地方政府根本不用太多的副职一样可以高效运作起整个地方政府。日本地方政府的副职虽然少得“寒酸”，但其发挥的效能一点也不亚于副职数量庞大的邻国。可见国内要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地方政府除了搞“大部制”外，在地方政府副职的层面上尚有很大的瘦身空间。这也是秀辉写这篇文章的目的，算是一个建议、一种参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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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地方政府副职为何如此少？
 
   　 首先，日本地方政府管治层级比较少。中国地方政府官员是一个团队，除市长（省长）负责全面工作外，其他各副职都有明确的分管工作，相当于市长（省长）管副市长（副省长），再由分管的副市长（副省长）指挥政府下属各局、委员会的行政首长，形成“市长-副市长-各局长、委员会主任”的三级管治格局。日本地方政府由民选的行政首长负责，地方政府辖下各局、本部、厅、市场、委员会首长均直接对知事负责，是一种“知事（市长）-各局长、委员长”的二级管治格局。各部门首长拥有较大的自主决策权，不像国内地方的局长、厅长往往要请示过分管的副市长（副省长）才敢拍板。日本地方政府的副知事仅仅是知事的辅助官，在知事不能理事期间履行知事的职权，因此根本不需要设立太多的政府副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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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日本地方政府的官僚职数设置讲求成本效益。日本地方政府首长由民选产生，其施政受地方议会监督、制衡。地方政府副职人数由国会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以成本效益为原则，不搞官职福利化，不让官职成为犒赏部下、安排特殊背景人员任职的政治礼物，因而对地方政府副职的“刚性需求”也不能与邻国同日而语了。